尋回敦煌

在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靜靜存放著13000余張敦煌遺書老照片。這些老照片年逾八旬，涵蓋了斯坦因、伯希和所劫敦煌文獻中最精華的部分，但照片從何而來，往事如煙，一度被塵封在檔案中。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最艱難的時刻，王重民、向達等年輕學者走出國門，以交換館員的身份，與英法漢學家合作共事。旅歐5年，他們節衣縮食、受盡冷眼，終於拍得上萬張敦煌遺書照片。

歷盡艱辛換來的照片，卻在日寇鐵蹄下命運跌宕：照片影印出版前夕功敗垂成，有的在長沙轟炸中化為灰燼，有的在海外流浪十多年……幸好，劫后余生，老照片終於回歸公開時，敦煌“傷心史”早已遠去，中國學人也已站在敦煌學研究的中心。

塵封照片

第一次在庫房見到13000多張敦煌遺書老照片時，劉波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照片將帶他踏入敦煌學學術史研究的大門。

那是他調入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敦煌文獻組的第一年，“這些老照片年頭不短了，但在我們古籍館只能算比較新的文獻，每張照片大概有A4紙那麼大，品相特別好，甚至沒有一點泛黃的痕跡。”

這些老照片拍攝於上世紀30年代，共包含1500余種文獻。因研究使用者不多，它們靜靜地躺在國圖庫房，時隔多年仍保持著最初的清晰面貌。1984年，20多歲的北大青年榮新江剛開始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旅程。他到巴黎翻看敦煌卷子，查找歸義軍史料，發現有的寫本被反復借閱，千年紙張經不住人們翻來倒去地折騰，一些帶有文字的紙塊已然脫落而不知所在。沒想到，回國后，反而在國圖珍藏的這些老照片上，找到了清晰的文字。

榮新江的這個故事，劉波是后來才知道的。他如今擔任國圖古籍館副館長，不過，初次見到這批老照片時，他還是敦煌學的門外漢，“沒有多想，隻知道要小心一點，不能把它們弄壞了。”機緣巧合，第二年，國圖百年館慶編纂館史，劉波負責撰寫1931年至1937年的一章。翻閱一件件塵封檔案時，一個名字頻頻出現在他眼前——王重民。

“王重民先生就是上萬張老照片的主要拍攝者。”劉波告訴記者，從那時起，好奇心驅使著他，搜羅、閱讀更多的史料，一段拍攝海外敦煌遺書珍本的往事由此浮出水面。

上世紀30年代，王重民等年輕的圖書館員受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以下簡稱為“平館”）館長袁同禮派遣，前往巴黎、倫敦等地，搜集、整理散落海外的敦煌遺書。5年時間，他們共拍攝照片13000余張。這些照片使國人第一次比較完整地看到了“伯希和劫經”的面貌，成為此后中國學者研究敦煌文獻的重要依據。

王重民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今信息管理系）創始人，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作為代理館長，主持革故鼎新之際的國家圖書館。在圖書館學界、目錄版本學界，他是毋庸置疑的一代學術大家。1941年平館善本秘密運往美國保存前，王重民冒險抵達上海，每天潛入法租界，從300箱古籍中精挑細選出100箱善本精華，靠的就是大腦中堪比計算機索引的學術積澱。

他還是中國第二代敦煌學人的中堅人物。歐洲訪學期間，他為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編了一整套目錄，后來收進他主持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這套總目索引，至今仍是許多敦煌研究者的“尋寶地圖”。用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李德范的話說，“世界上凡是研究敦煌學的人，沒有不利用這本書的。”

遺憾的是，因他在“文革”末期含冤去世，親友又一貫低調，王重民的名字一直以來並非大眾關注的熱點，更不用說這段海外尋回敦煌的陳年往事。

所幸，劉波對往事的探尋並非終點。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王重民全集》編纂”立項。如今，隨著項目接近尾聲，散藏於國家圖書館、北大信息管理系乃至法國、英國、美國等地的信札、史料匯聚一處，王重民的生平與形象逐漸鮮活生動。而中國學人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寧願餓著肚子受氣也要尋回敦煌文獻的故事，也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

1900年，八國聯軍肆虐華夏之時，王道士不經意打開了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數萬件4至11世紀的古代寫本重見天日。生不逢時，敦煌遺書的命運注定坎坷。自1907年起，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紛紛涌至敦煌，以各種名目劫走了數不清的敦煌瑰寶。國寶散落異鄉，中國學者既不可望，亦不可即。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隨身攜帶部分敦煌卷子。不成想消息走漏，國學大師羅振玉帶著王國維找上了門。看到伯希和手中的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木刻本古書，羅振玉大為驚嘆：宋代的古籍流傳近千年已不容易，何況這些更古老的？

他急忙找人一起抄錄文獻，一時之間，伯希和在八寶胡同的住處，成了北京的一道學術風景線。中國敦煌學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董康、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蔣斧、葉恭綽等，穿梭往來於八寶胡同，或抄錄，或閱讀，忙個不停。

作為中國人，抄寫被外國人劫取的本國經卷，他們內心深處的“可恨可悲”自不必說。可國家孱弱，他們只能寄希望於伯希和的“善意”，奮筆疾書。敦煌寶藏已經落入外國人手中，研究上不能再落於人后了。

從八寶胡同抄錄敦煌文獻的第二天，羅振玉就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首次公開向國人介紹敦煌石室寶藏及其發現的情況。中國敦煌學的起步由此開始。

然而，更多的敦煌遺書早已被伯希和、斯坦因運回歐洲。

1910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游歷歐洲，渴望一睹伯希和劫取的敦煌卷子。好不容易獲得特別參觀許可，結果卻發現，珍貴的文獻被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一個“密室”內。重重大門和鐵鎖保護下，伯希和秘不示人的態度可見一斑。

保管斯坦因所劫文獻的大英博物館東方寫本部，態度更是拒人於千裡之外。1933年，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曾受平館委托，與之商量拍攝敦煌遺書中佛經以外的寫本，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寫本以便抄錄，又被拒絕。館方隻允許他依據目錄廳中的編號卡片，限時限量借閱。然而，這些卡片隻有編號，一點內容提要都沒有，怎麼可能從幾千件敦煌文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浦江清實在沒辦法，又提出義務為英藏敦煌文獻編目，以方便學者利用，最后還是吃了閉門羹。

第二年，浦江清的好友張蔭麟途經倫敦，來到大英博物館。吸取好友的前車之鑒，張蔭麟索性不找工作人員借閱，而是站在寫本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逐字抄錄了數十種敦煌寫本。

張蔭麟在大英博物館抄錄敦煌寫本的同一年，王重民來到法國，終獲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伯希和認可，成為第一個在西方圖書館編寫敦煌卷子目錄的中國學者。伯希和被稱為漢學界的“祖師爺”，曾感慨中國人“以德報怨”——相比斯坦因，他對於從中國地盤上拿走那麼多寶藏，似乎還知道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沒有興趣培養年輕的漢學家”，與他交往六年的西方漢學家丹尼斯·賽諾曾斬釘截鐵地說，“第一眼的和善與親切絕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貌不驚人的中國青年學者王重民，憑什麼打動了伯希和？這就不得不說到王重民的恩師袁同禮先生。

交換館員

袁同禮主導平館館務多年，曾留學美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現代圖書館學人才。更為難得的是，他的朋友圈網羅了一大批知名漢學家，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鋼和泰、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國的恆慕義和費正清，都頻頻出現在他的往來信札中。

大約是受益於自己在國外圖書館的經歷，袁同禮深知中外交流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他極富遠見地意識到，世界一流的圖書館首先需要專業人才，而國外圖書館所藏的中文圖書，則需要中國學者幫忙整理。一方缺歷練，一方缺人手，何不交換館員，各取所需？

1930年，平館與國外各大圖書館的“交換館員之辦法”應運而生。從這一年開始，平館先后派遣了10余名館員赴海外訪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國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都有袁同禮散播出去的“學術種子”﹔與此同時，平館也出現了杜乃揚等歐美圖書館員的身影。

王重民是交換館員中最突出的一位，亦是袁同禮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二人相識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的課堂上，彼時，王重民頗有點“成長的煩惱”。

他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的一個農村大家庭。中學畢業后，父親希望他考取速成班，或是官費學校，以后可以做官，早些賺錢。但王重民受到新文化思潮熏陶，堅信“求學問可以賺大洋的觀念是不對的”。父子倆談不攏，父親一怒之下，中斷了他的經濟來源。

為完成學業，王重民隻得自力更生，當過家庭教師，做過《益世報》兼職編輯，有時也為報刊撰寫文章，用稿酬補貼學雜費。老師們得知他的困難，紛紛出手相助。袁同禮那時任北海圖書館（后並入平館）館長，便介紹他課余到館裡兼職。從這時起，王重民的學術和教書生涯再也沒有離開圖書館。

他沒有辜負老師的賞識。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那時在教育部編審處任職，為王重民謀了一件差事——給近年出版的雜志編纂一份國學論文索引。

什麼是論文索引？對於今天習慣網絡檢索的年輕人來說，可能過於陌生了。劉波向記者解釋，“編纂索引，就是把當時報刊上刊登的所有關於國學的文章收集起來，按照人名、文章名字編一個索引目錄，這樣別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檢索。”如果打個比方，“有點像現在的中國知網論文庫，隻不過那時沒辦法進行網絡檢索。”

憑一己之力編纂一份紙質版“中國知網”，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然而，20多歲的王重民隻花了一個暑假，遍訪北平各大圖書館，閱讀了近60種雜志，居然完成了涵蓋1905年至1925年所有雜志的《國學論文索引》。皇皇五冊巨著，詳細記錄了每篇國學論文的題名、作者及所在雜志的卷數、期數，有的還附有內容摘要。這份“暑假作業”正式出版后，立即成為當時研究國學的重要工具書。

不僅如此，大學期間，他還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纂過《四庫抽毀書提要》，幫助梁啟超纂修過《圖書大辭典》，甚至出版了專著《老子考》。有了這樣亮眼的“簡歷”，未等畢業，王重民就正式入職平館。第二年，因工作出色，被袁同禮委以重任，擔任平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兼索引組組長。

袁同禮是王重民最早的伯樂，但欣賞他才華的學者還可以列出一長串。胡適晚年對《水經注》研究情有獨鐘，其緣起就是王重民的一封信。二人往來信件中，與《水經注》相關的就有160余封。

王重民腦袋裡到底裝了多少古籍？專業是無線電技術的次子王平，曾經一無所知。直到父親去世后，王平幫助母親抄錄父親生前的文章，才驚訝地發現，許多字自己居然都不認識，隻好照貓畫虎地描下來。他不由地感慨，父親稱得上那個時代最強的“電腦”和“搜索引擎”了。

應該是這種堪比電腦的超強能力，讓袁同禮將他視為派往法國的不二人選，也讓他得到了伯希和等法國學者的認同。

當時，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一大批伯希和從東方帶回的中文書籍，但館裡卻沒有懂中文的研究館員。唯一有能力整理編目的伯希和，忙得無暇分身。如此，2072種約3萬冊書籍竟被束之高閣，完全無法利用。王重民一來，伯希和迫不及待地把這項緊急任務派給了他。王重民不負眾望，如今，他編寫的兩大冊厚厚的目錄，仍存放在法圖，作為工具書福澤后人。除了中文圖書，伯希和及他的老師沙畹收藏的東方拓片，也經王重民之手，第一次有了完整清晰的目錄。

不僅完成了“超人的工作”，王重民似乎還繼承了恩師袁同禮的社交才能。伯希和異常繁忙，王重民與他的私人交往不算多，但戴密微等其他法國漢學家就不一樣了。每周三，戴密微都與王重民會面，兩人約定，如果誰有事不能赴約，就寫信問候對方或交流漢學訊息。1952年，戴密微出版《吐蕃僧諍記》時，首先感謝的就是王重民。1939年，王重民的兒子王黎敦出生，法國漢學家杜乃揚還幫他物色保姆，而戴密微夫婦則送去了一隻嬰兒搖籃。

有了伯希和的認可和法國朋友的照顧，閱讀、整理甚至拍攝法藏敦煌遺書變得順理成章。但法國朋友可能不知道，“超人的工作”中，王重民最關心的始終是敦煌遺書。

為平館拍攝敦煌遺書，這項大工程最初究竟是袁同禮的動議，還是王重民的建言，已經無從考究。但旅歐5年，每次有機會借閱敦煌遺書，王重民總覺“最為快樂”。他的遺孀劉脩業曾回憶：“巴黎如畫的風光和繁華的生活，都沒有使他陶醉……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傾注在這些（敦煌）寫本上。”

而在國內，王重民赴法不足半年，袁同禮已經開始為拍攝敦煌遺書的大項目“拉贊助”，找經費。“袁先生應該早有規劃，一開始就不是單純派人去編目。”劉波推測，用拍照的方式尋回敦煌，才是袁同禮派遣交換館員的核心任務。

清華襄助

通過拍照影印，將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尋回，以方便學界利用，中國敦煌學者早就有了這樣的願望。

1910年，羅振玉計劃刊印伯希和所得的敦煌遺書，還委托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希望在商務出版。那年春天，張元濟西行赴歐，在光線暗淡的密室內一睹敦煌遺書真容時，便是為了與伯希和商談照相出版之事。

當時，張元濟只是匆匆瀏覽了法藏敦煌遺書。讓他高興的是，伯希和不僅口頭同意，還提醒他，大英博物館亦有一批敦煌遺書。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知道斯坦因劫經的存在，張元濟又驚又喜，立刻前往英國。幾經輾轉，總算見到斯坦因，沒想到對方竟也表示答應。

然而，此后的事實証明，斯坦因很可能只是口頭應付。伯希和倒是斷斷續續寄來一些敦煌文獻照片，羅振玉悉心整理后，印行了《鳴沙石室佚書》。不過，將英法藏敦煌遺書系統影印的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直到王重民以“交換館員”身份赴歐，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和超人的勤勉工作取得信任，中國學人盼望多年的影印一事，終於有望實現了。

是的，袁同禮不僅希望拍攝敦煌遺書，還籌劃著將這些照片影印出版。但當年不比現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機，拍攝高清圖片易如反掌。那時，拍照是一件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需要雇用專業攝影師、使用專業設備，才能獲得質量上乘的照片。

“光是拍攝的費用，初步估計就得5000元，這對當時的平館來說是一筆巨款。”誰能共同分擔這筆巨額款項？劉波在國圖的檔案中，找到了1935年1月17日平館致清華大學的一封函件，“館裡與清華大學協商，共同出資，所拍照片各得一份。”

有意思的是，該函末尾的致送機關，先寫了“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而后抹去，改成了“清華大學”。劉波據此分析：“很顯然，袁先生在考慮合作機關時，曾有一段斟酌選擇的過程。”

袁同禮最終選擇清華大學，應是希望借助陳寅恪的力量。畢竟，陳寅恪作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最懂“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劉波向記者解釋：“當年大學要做決定，教授們的意見很重要，陳先生支持做這個事情，學校才可能出錢。”

果然，一星期后，清華大學就發來函復：“敝校對於此舉，甚表同意。”不過，因購書經費所剩無幾，清華表示只能出1000元，希望以此購得一份影片，而底片則歸平館所有。

經費有了著落，王重民隨即開始拍攝。他聘請了一位失業的猶太人當攝影師，此人上午來館攝影，下午在家洗晒照片，如此每周就可以拍出一百余張照片。王重民本人則每天大致花半個小時，親自指揮和監督拍攝，以冀減少錯誤。這樣過了一個月，已經拍攝到“數十種國人所未見之秘籍”。

袁同禮原本計劃，盡可能拍攝巴黎所存的全部敦煌遺書。不過，因遺書數量太多，勢必不能全部拍攝，王重民不得不選擇“於我國文史關系極鉅”且“有影印價值者”，優先拍照。幸好王重民在古典文獻方面的學問了得，才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快速篩選出最有價值的文獻。

拍攝進展順利，王重民卻無奈地發現，有價值的文獻實在太多了，最初預計的5000元根本不夠用。找錢的難題，還得袁同禮來想辦法。1935年5月，平館再次致函清華大學，商議增加拍攝經費。清華又欣然襄助，與平館各追加了2000元。這些費用用來拍攝法藏敦煌文獻應該夠了，可是英國還藏有大批敦煌寫本。雙方合作愉快，商議之后，又各自出資4000元，用於拍攝英國所存的“斯坦因劫經”。

英國受氣

在英國負責拍攝敦煌卷子的，是袁同禮派到歐洲的另一名交換館員向達。如果說王重民去法國前，以版本目錄學和古典文獻研究的專業能力見長。那麼，向達旅歐前，在敦煌學界已小有名氣。

他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系，早年就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因此閱讀翻譯了大量中外著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西方探險家關於敦煌的一手資料，就在這時進入了他的書單。1930年，到平館工作后，青年學人互相切磋，向達的研究水平更是突飛猛進。他的成名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出版於1933年，當年被李約瑟稱贊有加，近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敦煌學者必讀的經典名著。

翻譯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后，向達終於有機會抵達倫敦，目睹被劫掠的國寶，他期待不已，又感慨萬千。沒想到，不遠萬裡前去，情況卻不樂觀。

外派第一年，向達在牛津大學鮑德裡圖書館工作。彼時的平館，經費一年比一年緊張，王重民外派時，館裡尚能支付一半月薪。到了向達，平館能支付的隻有往來歐洲的旅費，至於抵歐后的生活費，隻好拋給鮑德裡圖書館想辦法。

吳芳思曾任大英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在鮑德裡圖書館有關向達的檔案中，她發現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細節：為給向達申請四個月共150英鎊的工資和生活費用，鮑德裡圖書館館長到處碰壁。

檔案沒有顯示，150英鎊最終是否獲批。倒是向達在自傳中說，1936年秋結束牛津大學的工作后，他轉去倫敦大英博物館，查閱此行最向往的敦煌遺書，“這算是北平圖書館交給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費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資以及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所請得的獎學金來維持的。”

也就是說，在倫敦查閱敦煌遺書時，向達已經沒有固定薪水。而在牛津工作時，他的囊中羞澀，還被楊絳寫進了回憶錄。錢鐘書和楊絳那時在牛津讀書，向達則借住在一位牧師家，吃膩了最便宜的土豆，就去他們家蹭飯，換換口味。楊絳在《我們仨》中寫道，“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吃我家不像樣的飯。”

吃住省下來的錢，向達自有宏願。除了敦煌遺書“有錢則照相，無錢則手抄”，他還打算到巴黎住三月至半年，柏林住三月，荷蘭之萊頓以及羅馬、莫斯科，各作一星期左右之停留，目的在尋訪流落各國的中文古籍，回國后整理成《西海訪書志》。

錢鐘書朋友不多，向達算是知己之一，他曾跟錢鐘書開玩笑，“人家口蜜腹劍，你卻是口劍腹蜜。”錢鐘書后來在《圍城》中辛辣地寫道，“方鴻漸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方鴻漸不做的這些事兒，正是向達當年節衣縮食努力完成的事業。

對於頓頓吃土豆的拮據生活，向達不甚在意。讓他憤懣不已的是，好不容易到了英國，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翻閱祖國流出的珍本。他在寄回國內的信中寫道：“弟來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之敦煌卷子，管理人為Dr. Lionel Giles（翟林奈），前后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於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於進退兩難之勢……”

翟林奈出身名門，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故又被世人稱作“小翟理斯”。翟林奈的學問比父親青出於藍，翻譯過《老子》、《列子》、《孟子》、《孔子》、《庄子》等。可嘆這樣淵博的漢學家，竟容不下一個向達。他對中國學者的刁難和敵意，就連英國人吳芳思都難以理解，她只能推測，翟林奈是“出於嫉妒”，守著這批收藏品，以便自己進行編目。

然而，即便如此受氣，中國學人還是不願放棄。袁同禮為此費盡了心思，一邊將國內最近出版的工具書寄給翟林奈“刷好感”，一邊幫王重民和向達出謀劃策：“請在伯希和未赴美以前托伯君寫信，自更有力量。”

或許是伯希和的介紹信起了作用，翟林奈的態度有所鬆動。王重民一時喜不自禁，興奮地給向達寫信，“Giles又許照相，更是開一大恩，於敦煌學之流通，尤開亙古未有之盛”﹔“Giles如此大方，實堪慶幸，‘盡量看，盡量照’，則吾兄（指向達）地獄出來，即可升天堂矣！”

可惜，還沒高興多久，翟林奈又變卦了。他不是休假，就是太忙，向達看完一批寫本，往往要等三四天，才能拿到新的寫本。1937年2月，向達寫信匯報工作，忍不住向袁同禮吐槽：“翟氏以前雖面允盡量看盡量照，而數月來經過並不甚慷慨﹔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

受盡了翟林奈的冷眼相待，從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向達埋首伏案，摸索敦煌殘卷整整一年，隻看了500卷左右文書，拍了大約2000張照片。這距離他最初的宏願實在太遠了。

棄學拍照

傷心往事不堪回首，中國學人的堅韌更不可催，被翟林奈留難的向達，最終還是成了一代敦煌大家。1938年，他帶著餓肚子抄錄的幾百萬字敦煌資料，回到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祖國。幾百萬字的“向抄本”，以及他撰寫的《倫敦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為戰火紛飛中的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新鮮的養分。

而在歐洲，與王重民、向達同時抄錄和拍攝敦煌經卷的，還有一位憑借個人積蓄自費赴歐的青年。他就是第一位在高校開辦敦煌學講習班的大師姜亮夫。

姜亮夫實乃真性情之人。1935年夏天，他已得了中山大學的教職，隻因女友父親遲遲不同意二人的交往，便賣掉書稿，辭去教職，耗盡積蓄遠赴法國。為了愛情，他發誓要讀個考古學博士回國，盼著與女友幸福地過一輩子。

然而，當他來到巴黎，看到博物館、圖書館內，中國的稀世瓷器、字畫、鐘鼎、碑刻、泥俑、壁畫、造像、經卷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流失在街頭小攤上，不由越看越痛心。恰在這時，他見到了早年相識的友人王重民。王重民告訴姜亮夫，他和向達二人正在為歐洲的敦煌遺書拍照，准備帶回國內，但工作量太大，希望姜亮夫能一起加入。

乍聽此言，姜亮夫有些猶豫，畢竟，王重民、向達是公費外派，而他所依賴的，隻有個人多年教書、寫書攢下的積蓄，這點錢在巴黎不過相當於一個清道夫的薪水。不過，這位戇頭戇腦的青年到底還是放不下祖國的國寶。他忘不了，早年在清華國學院讀書，王國維先生經常說：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有，你們去看看罷！先生的話言猶在耳，僅僅一個晚上，他就做了決定，放棄博士學位，加入王重民他們的行列。

從此，姜亮夫與王重民分工合作，一頭扎進了敦煌卷子。王重民主要負責四部書，姜亮夫專門收集和攝制漢語音韻、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兩人白天抄寫拓帖，攝影校錄，夜晩回到寓所，在燈下整理編輯，有時忙完一看，天已大亮。如此不知疲倦，數月下來，姜亮夫已得了百數十卷珍貴文獻。

將近半個世紀后，耄耋之年的姜亮夫為全國敦煌講習班做演講。回憶起這段往事，依然難以忘懷：“每照一張片子要付十四個法郎。我本來就窮，為了盡可能多照一點，就只能勒緊褲帶。我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飯——那時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館內啃些面包干，一天伙食不過二十多個法郎。”

窮困的物質生活中，姜亮夫的興趣卻越來越大，他先后拍了3000多張照片，幾乎成了敦煌卷子迷。只要聽說什麼地方藏有這類經卷，必去無疑。倫敦、羅馬、柏林，到處都有他埋首苦讀的身影。閱覽室燈光黯淡，敦煌卷子字小，又因年代久遠不甚清晰，姜亮夫的視力，在日復一日的苦讀中，無可挽回地壞了。待到回國重執教鞭，所有學生無一例外，都記得他厚如瓶底的眼鏡片和把書本舉在眼前讀的樣子。

所幸，收獲亦是滿滿。有一天，深夜一點多鐘，姜亮夫正在旅館休息，王重民忽然敲門，說發現了一個大寶貝——皇侃的《論語》注。當時，國人讀的《論語》隻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而皇侃注的《論語》隻在目錄上有過書名，卻從未見到。姜亮夫一聽，也興奮不已，以至於多年后還對此記憶猶新，“王先生有圖書館鑰匙，我們兩人立即跑到圖書館去看，高興得不得了，並且拍成照片寄到國內商務印書館，要他們印出來。商務印書館果然立即印了出來，有幾位老先生，像章太炎老先生見到這部書，連說可貴，一生再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書。”

宋代以后就失傳、埋沒一千多年的《切韻》，也是在這時被姜亮夫發現的。后來，他帶著《切韻》等韻書，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過偽滿洲國回到北京。在偽滿洲國，姜亮夫死裡逃生，隨身資料被日本人全部拿走，幸好關於敦煌學的部分材料是經郵寄回國，逃過一劫。

那時，日寇越逼越緊，兵荒馬亂中，這些韻書又隨他逃難，從北京到西安，從西安到四川。在四川三台一戶農家，已與女友終成眷屬的姜亮夫伏案三年，終於在夫人協助下，完成了24卷的《瀛涯敦煌韻輯》。這部書填補了學術史的空白，也是一部延續民族文化命脈之作。

出版夭折

1939年，歐洲局勢日趨緊張，戰火一觸即發。當姜亮夫、向達相繼回國后，王重民仍獨自堅守在歐洲，繼續敦煌遺書的拍攝。截至1939年8月，三人聯手拍攝的敦煌寫本照片已累計達一萬余張，涵蓋1500余種文獻。然而，將這些學術瑰寶付諸出版的計劃，卻因戰亂而舉步維艱。

抗戰開始后，國內文化機構經費愈發短缺，平館連王重民在歐洲的生活費用都無力負擔。袁同禮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庚款退賠款上，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補助。申請手續辦了將近一年，提交種種文書后，總算獲批8000元補助。

等待撥款期間，袁同禮已開始精心籌劃影印事宜。他與王重民書信往來頻繁，從版式設計到行款安排，乃至紙幅的大小寬窄，事無巨細地反復商討。

仿佛是為了彌補20多年前張元濟的遺憾，平館將《敦煌古籍叢編》的出版委托給了商務印書館。1937年，雙方簽訂出版合同后，王重民特意致信袁同禮強調：“唯原來照片如有模糊不清之處，請商務主事人千萬不要用墨筆描繪，因圖清晰反而致誤，這一點是商務的通病，印別的可以不管他，印此書請他千萬不要犯此毛病。”

劉波告訴記者，王重民這封信寫於1937年8月8日，當時《敦煌古籍叢編》第一輯已經進入制版印刷階段，王重民還計劃加班加點，盡快把第一輯的序跋擬出來。誰也沒想到，僅僅5天之后，這封信還沒寄到袁同禮手中，日寇發動了“八一三”事變，上海淪為戰場，商務印書館遭遇重創，《敦煌古籍叢編》第一輯不得不暫行停印。

張元濟1910年就期待的敦煌遺書出版，再次夢碎。而日寇鐵蹄的侵略，還不止於此。盧溝橋事變前，王重民一行拍攝的照片共402種文獻，已經陸續寄回北平，平館與清華各保存一份。可恨清華大學的一份，抗戰期間轉移到南方時，竟在長沙慘遭日軍炸毀。

平館的那份照片，就這樣成為孤本。不幸中的萬幸，經袁同禮整理，402種文獻被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現藏海外敦煌遺籍照片總目》，發表在1940年的《圖書季刊》上，成為學者們矚目的難得資料。

而在盧溝橋事變后拍攝的那些照片，更是命途多舛。因交通斷絕，平館也在抗戰烽火中顛沛流離，這些照片無法郵寄回國，只能由王重民隨身攜帶。它們先是被暫存在巴黎東方語言學校，1939年8月，歐洲航線中斷，王重民決定繞道美國回國。此行之中，他最寶貝的行李，就是裝滿5個箱子的敦煌照片。

抵達美國，美國國會圖書館邀他幫忙鑒定館藏中文善本。國家危亡，王重民歸心似箭，但老師袁同禮勸他，把藏在國外的中國善本書著錄下來，也是祖國的需要。王重民因此改變計劃，留在美國潛心研究，鑒定古籍。

5箱照片隨他寄人籬下，王重民仍念念不忘影印出版。國內暫時無法出版，或許可以在美國影印。1939年9月，剛在美國安頓下來，他就計劃借機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一筆印刷費，為此，還請遠在歐洲的伯希和、戴密微寫信推薦。可惜此願並未實現。

王重民在美國享受專家待遇，可他時時惦記回國，“與其為人賣氣力，不如回去為自己國家做點事，苦樂在所不計也。” 1947年，漂泊海外13年的游子，終於帶著家人踏上了歸國旅程。

輪船行至上海，生在歐洲、長在美國的兒子王黎敦初次見到祖國，從早到晚問東問西。為了轉移兒子的注意力，王重民叫他看中國的戰船和飛機，沒想到兒子突然發問：“船是不是中國自己造的？”王重民知道不是，口中卻回答：“是中國自己造的！”他不願孩子對祖國有不好的印象，卻又反思自己的謊言是否妥當，忍不住在信中向胡適發問：“不知先生以為我答錯了沒有？我翻來覆去地想：我們實在便要准備造自己的船！”

敦煌全集

1947年，王重民終於回到了出發的地方，漂泊海外的敦煌遺書照片隨之歸國，5箱珍貴的敦煌遺書照片歷經輾轉，與早年寄回的照片合璧一處。這些安然存放於國圖庫房的老照片，雖因種種原因多年未曾公布，卻默默滋養了幾代學人：孫楷第、周祖謨、顧頡剛、傅斯年、傅增湘、柴劍虹、榮新江……1957年問世的《敦煌變文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乃至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籌備工作，都曾得益於這批珍貴的影像資料。

更為難得的是，老照片中有一批德藏吐魯番寫本殘卷，是王重民利用假期，短期走訪柏林民俗學博物館時所拍。1996年，仔細而有心的北大教授榮新江赫然發現，這些照片的原件，不少已毀於二戰，王重民拍攝的照片已然成了獨一份的珍貴史料。

2008年，13000余張老照片由國圖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整理出版。皇皇三十巨冊的《王重民向達所攝敦煌西域文獻照片合集》，終於圓了幾代學人的夙願。此時，距袁同禮與王重民最初籌劃影印出版，已逾七十寒暑。

這七十余年間，中國敦煌學研究早已徹底告別了“傷心史”。自上世紀90年代起，《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圖錄相繼問世。然而，受限於技術條件，這些圖錄多以黑白圖版刊布，原卷上的朱點、朱筆文字以及淡墨字跡等信息，都無法清晰呈現。1993年啟動的國際敦煌項目（IDP）陸續發布過一些彩色圖片，但許多文獻缺乏漢語定名，再加上網速拖后腿，研究者使用仍多有不便。

正因如此，新一代的敦煌學人決心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的敦煌文獻。2022年，全彩印的《敦煌文獻全集》項目正式啟動。據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介紹，《敦煌文獻全集》將向研究者提供准確、逼真的原卷圖版，使每一張圖版盡可能保持原貌，清晰可讀，並力求准確地為每件文獻確定標題，以便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

“重新編纂圖錄，絕非簡單地把它們翻印出來，而是要把所有文獻重新梳理一遍。”劉波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纂組成員之一，他向記者透露，目前已推出《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等超過200冊，還有更多卷冊，比如旅順博物館、遼寧博物館等機構，以及重慶、湖北、浙江、安徽等省市所藏敦煌文獻，正在加速推出。

此外，由於敦煌遺書分藏於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個完整的聯合目錄。敦煌學界還計劃在彩印圖錄的基礎上，編纂一個囊括全世界敦煌遺書的總目錄。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前輩學人為之不懈奮斗的事業，如今終底於成。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柴劍虹看來，《敦煌文獻全集》的出版其實是“流散海外文物另一種形式的保護與回歸”。王重民、向達、姜亮夫廢寢忘食抄卷子的往事歷歷在目，等到《敦煌文獻全集》出版完成，“我們今后就不需要到收藏地去翻檢了。”（北京日報記者楊麗娟，特別感謝柴劍虹先生對本文採寫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