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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曾其祥
工作七、八年，“工农兵”干全了，我一直好干好学，可是，一时发现，举步维艰，眼前总有不平事。高中毕业工作后，随父母到了最西北的阿尔泰地区吉木乃县边境团场，有人高中毕业后进了城，我去国境线上当了农工，一年后当了兵，也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眼见部队存在个别不正之风现象，比如某战友的父亲来过后，那位战友很快入党提干。我当兵5年回来后，眼看一些人靠家庭关系路子挤入好单位好工作，我却没工作，最明显的是，我在部队是放映员，考有执照，复员回到当地，电影院要了另一个同时复员而没有考上执照的人。我不服去找那里的领导，我终生记得那张无言以对、吃惊、尴尬并带着讥笑的脸谱。最后，我从不求人的父亲痛苦地找到握有实权的战友，我才有了工作，去当厂门卫，听到有人骂我们是“看门狗”时，别提我当时有多么沮丧低落。
我是一个农工的儿子，热血青年，青春梦荡漾着我的人生激情，可我的梦没有实现途径，那是文革后期，想实现梦想，就如同想登天。那时民间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开始时兴送礼，其标准是“手榴弹”（酒）、“二十响”（烟）。我没有那样的“好爸爸”，我家经济条件不允许，加之生性梗直的我，又不想去求人，一幅死不低头的倔强，所以，我心存不平，在糊里糊涂无可奈何中，宛如一叶小舟随波逐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说得一个形容词叫“拱冰开河”，喻示改革的春天到了，那些年里，社会在大张旗鼓发生着重要变革，原有的人事格局迅速被改革洪流冲破，大家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很快就汇入了公平竞争快节奏、高效率的改革开放大潮。我时值青年，赶上了这个浪潮。这是一个小平政治旋风带来的大变革时代。工厂开始论绩不论人了，用人机制大为改观了，于是，我应运而生，我踏实肯干得到褒奖，又充分发挥了写作特长，很快就脱颖而出。由于我写作上小有成绩，先是厂政委郭荣富提名提拔我当了党办干事，后来的厂长杨德元和书记许桂珍，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表现好，又是年轻人中为数不多的党员，就送我上海中国纺织大学上大学。要在过去，像我这样“没路子”、没背景的人是不敢想的。
我人生最重要的，是1985年1987年在上海的学习，可以讲，是当时的改革热潮和上海的知识文化环境，给了我一个时代，甚至说，带来了我一生的重要转型。至到现在，我从不后悔没有去同年考入的热门领干班，因为，当时就有人说我“没远见”，埋怨说，领干班是出大干部的地方（现有人早是高官了）。我不后悔，且永远庆幸的是，我去了上海这个知识文化的大前沿。在上海两年，我思维模式和性格发生了质的飞跃。原来的我，因为早年家境贫困，从来事不遂愿，自卑拘谨，平时不吭声气，涩于见人，有些自闭，两年的大学让我读懂了人生道理之一：这个世界是大家的，有我一份。我成了活跃的人，回来后，朋友说我已判若两人。我认为，是大时代和在上海的学习，使我看懂了社会与人生。我觉得大千世界有一把钥匙在手，我自称为“一把钥匙论”，认为凡人凡事，只要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就会一通百晓，于是，我以“闯创”为座右铭，进入了大学后的工作实践。
变化来自时代，时代选择“弄潮儿”。1988年，我毕业后的半年，国家企业承包责任制风起云涌，我不甘平庸，反复思量后，决心一试身手。我报名通过公开竞争机制，承包了一个无人问津、被当地称之为最烂的企业，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和岗位，都是当地最好的，工资奖金最高，我又算凤毛麟角的机关干部，别人已很羡慕了，有朋友说我犯了神经。然而，我要另辟蹊径。我认为，我“闯创”信奉来自小平时代敢试敢闯的精髓，我想他们不太明白“运动与创造”的求变道理，这个世界是有胆有识人的世界。就这样，“又生又嫩”的我，一跃成为副县级企业厂长兼党委书记。虽然此中苦不堪言，饱尝其市场经济海水的苦涩，但我大为成功。我在 1990年，当时提“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有所顾及时，我创新实施了“厂内市场”、“买断经营”、“极限成本管理法”三项企业管理运行机制，被当地称为“锐意改革”的闯将先锋，我一心一意，公而忘私，卓有成效的出色表现，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也使濒临倒闭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并且得以发展。一位大领导高度评价我说，只要给曾其祥一个独立平台，他就会有不俗的表现。我的创新成为当地经验，也使我在企业管理上创造出了奇迹，后来，我又兼并了两个企业，成为三个企业的一把手：厂长、矿长、总经理、书记。1994年5月，我获得了自治区“建设开发新疆”奖章，获最佳经营者称号，1995年6月，获国家行业优秀厂矿长称号。
回想这段企业领导生涯，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一种公平。一个光明向上的时代，必然使许多人尽其所才，这样的时代，能摈弃惯性因素而诞生奇迹，也使靠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人得到一定的扼制，处在社会进步发展高潮期，就必然会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场所。
公平，是一个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向上还是倒退的重要标志。我由�